集团
■ 本报记者 薛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下后，高盛也出现危机了，高盛可是一向以稳健著称啊！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在资本市场再谨慎也不为过。”2月初，坐在建信基金公司北京某大厦16层的会议室里，钟敬棣平静地跟记者聊起他基金经理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瞬间。
钟敬棣坦承自己厌恶高风险。这与他的个性与经历有关。他称自己“比较喜欢平稳，不喜欢大起大落”。钟敬棣大学毕业后先在银行工作，后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2005年回国后就一直从事债券研究及投资组合管理工作。“通常而言，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债券基金经理，风险控制意识都比较强”。
然而，风险控制意识强并不等于交不出好的成绩单。根据公开资料，他管理的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基金的历年业绩为：2008年成立半年（大熊市）收益是11.84%，09年是8.95%，10年是10.03%，2011年是0.81%（11年只有20%的债券基金当年收益为正），3年半下来，平均年化收益接近10%（2010年他管理的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基金获得“2009年度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奖）。债券基金能有如此好成绩，不能不说与钟敬棣的投资理念相关。钟敬棣告诉记者，他很认同“债券大王”格罗斯的投资理念：“对大势全局的把握和对逆向投资的运用是格罗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钟敬棣把对大势的整体把握叫“自上而下”；在这个判断下再选择买什么债券品种，尤其是信用债品种，这叫“自下而上”，“这个完整操作过程的核心是对风险总回报的判断”。这好比打桥牌，叫牌是研判，打牌是技巧，不会叫牌注定输，叫对了牌打不出来照旧也是赢不了。
为了说明他的“两自”，钟敬棣以“股债双杀”的2011年为例：“去年一开始我就感觉通胀高，因此前三季度维持了比较低的组合久期。同时在流动性紧张、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判断信用债的表现也一定不佳，所以我也维持了较低的信用债配置比例。”以上判断让钟敬棣管理的基金避免了大的损失。然而他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仿佛在等待一年中最后的机会。“2011年底，我看到企业融资成本这么高，而政府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很大，因此预计相关产业链条都会受到影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骤降，地方债发行受阻，基建投资增速肯定会下滑……”综合判断后钟敬棣认为经济减速不可避免，这对债券绝对是利好。于是他果断买入，配了较长的久期。去年第四季度钟敬棣打的翻身仗使他管理的债基年化收益由负转正。“如果当时通胀继续往上走，我的投资会有很大亏损。”
“如何选择信用债是债券基金经理选‘股’能力的体现，您会通过怎样的配置来降低风险？”记者问。“投资的选择能光看表面的收益率，还要考虑到投资标的背后的不确定性，要看我对风险总回报的判断。”
钟敬棣推崇逆向投资，“假如你在2007年通过比例配售购买了QDII，那现在肯定是亏损的。市场情绪最高涨的时候，也往往是风险最大的时候，当所有利好都反映在价格上时，风险就已经积聚到相当程度了。”这不禁让记者想起看自行车老太太炒股的故事。
钟敬棣承认自己非常“多疑”，经常从大量资讯数据、信息中审视自己的判断，“我经常作风险评估，这个过程很慢，一年中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做决定时永远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你不担心因此而失掉机会？”记者追问。“那就再找机会，冒大的风险，再回头很难。”钟敬棣果断地答。
不久前，银监会关于发行高收益（垃圾债）债券的消息引发业内高度关注。当记者问及建信基金会不会参与，又如何参与时，钟敬棣回答：“公募基金的投资者大部分是中小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所以我们暂时不会参与。”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他坦言：“风险与收益大体上总是正相关的，希望能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在做投资。如果投资高收益债券，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对判断公司的信用风险非常有把握；有合适的风险对冲工具，如CDS。”
记者的话：
债券基金属于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门，以稳健经营为原则，这里聚集了与低风险打交道的从业人员。众所周知，低风险低收益，然而用较低的风险取得相对高的收益才是钟敬棣这样的债券基金经理们的本色。采访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钟敬棣对投资者的那份责任心：他的“多疑”、警醒、慢做决定以及为2011年0.81%的收益率的不安与忐忑，都与他的“回报给投资者更高收益”的终极目标相关。这不禁让我想起曾采访过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话：产品即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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